近日，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“31年中国人婚姻数据”。数据显示，自2003年起，中国的离婚率逐年上升。从1987年到2017年，离婚数量从58.1万对增长到437.4万对，增长6.53倍。从1987年到2017年，离婚率由0.55‰上涨至3.2‰。结婚率则以2014年为分界点，由连续8年持续上升变为连续4年下降。

自1998年开始从事法律服务工作以来，北京都嘉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张明英办理过的离婚案件不胜枚举。从最初离婚案件律师费最多不过300元，到现在动辄过万，20多年来，张明英亲身感受到社会发展对婚姻的重大影响，以及人们婚姻观念的转变。作为资深离婚律师，张明英试图站在女性角度剖析当下各种纷繁复杂的离婚问题，她告诉中国妇女报·中国女网记者，当前小康生活基本实现，对很多人来说，物质生活已不再是第一追求，取而代之的是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一跃占据首位。同时，在逐渐攀升的离婚率和连续下降的结婚登记率面前，涉及婚姻关系如试婚、离婚、假离婚、复婚又离婚等形式多样化，人们的婚姻观念越来越自由，离婚也由“一件很丢人的事情”正在变的“稀松平常”。

婚前试爱缺保障

自2016年开始，已婚已育男性刘某频频以单身未婚的身份，通过网络追求单身女性，并很快与之发生关系。小方是刘某已单身身份交往的第一位女性，几个月后，小方意外有了身孕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小方不同意流产，并对刘某提出结婚要求。

为保全刘某的小家庭和整个家族的名誉，刘某父母向儿子支招：不能再和小方来往，小方生孩子也别管，更不要留下签字的痕迹，以这些方法拒绝承认刘某是孩子的父亲。正是得到了父母的撑腰，刘某在外更加肆无忌惮，现在发展到外面有3个私生子。如今，刘某的父母悔不当初，却已无力阻止。

    2017年11月，珍爱网发布《2017单身人群调查报告》，在7329份有效样本中，超过一半的90后男女会选择婚前同居，其中，男性会选择婚前试爱的达到80%，而女性仅43%。

    结合这一数据和自己办理过的离婚案件来看，张明英指出，当下年轻人存在一个突出问题：男性不负责任，女性不懂自我保护。“法律在保护女性权益方面应该有更多作为。比如当下同居、试婚的情形较多，但这期间女性缺乏法律保障，一旦怀孕，如果男方不同意结婚，无论是选择流产还是做单亲妈妈，都会对女性带来巨大的伤害。”张明英认为。

七年之痒变三年之痒

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从事金融行业的已婚女性李某结识了高大英俊的外籍离异男士J。第一次见面，两人便一见钟情爱上了对方，并迅速发展为婚外情。虽然李某早已拥有一个在外人看来幸福美满的家庭，但她很快在家庭孩子和“爱情”中做出选择——与外籍男J“私奔”出国。

“私奔”三个月后，李某的丈夫终于盼到妻子回家，但李某这次回来只有一个要求：离婚。再三挽留下，李某不但没有回心转意，反而每天沉迷微信、与外籍男士J联络不断，最终，心灰意冷的丈夫同意了离婚要求，两人就此分道扬镳。

像这样的离婚情形，在张明英代理的案件中并不少见。在她看来，物质水平的提高以及第三者插足，成为当下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。“拥有稳定生活和事业的工薪阶层对离婚相当慎重，即使真的过不下去，也会历时多年，找我咨询都会超过三次以上。而很多高收入人群，对精神追求更强烈，对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和家庭责任却看淡了，往往闪婚闪离，不加思考。”

“以前夫妻能坚持到7年才‘痒’，是出于较强的社会责任、家庭责任和道德约束，但现在缺少责任心的夫妻越来越多，往往结婚3年没了新鲜感，就不愿再‘忍’、开始出轨。”张明英分析道。

    在这其中，张明英还发现，随着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经济地位的提高，女性提出离婚诉讼的占到绝大多数，“很多收入较高的女性之所以提出离婚，原因多为自己不断成长、男方却止步不前或对家庭陪伴不足，双方差距逐渐拉大。而离婚时，这些女性对子女的抚养考虑往往大过财产分配。”

婚前协议敢问不敢签

随着人们对婚姻财产观念的进步，“婚前协议”也开始进入适婚人群的视角。但从事法律服务20多年来，找张明英咨询相关事宜的很多，真正签订协议的不超过20例。

有这样一份婚前协议，“详细到什么程度？上市公司股权如何分配、每月生活费给多少钱、生第一个孩子给多少钱、结婚十年给多少钱等均有约定。”张明英告诉记者，签订该“婚前协议”的男方为某上市公司高管、年薪百万，女方是某重点大学研究生、年薪也近50万。但男方要求，女方婚后必须辞去工作相夫教子，这才有了这份“面面俱到”的“婚前协议”。对于协议内容，“双方都乐意接受，完全没有尴尬。”张明英回忆道。

前来咨询的客户中，未婚夫妻双方父母占到了2/3。“大多是父母有这种想法前来咨询，但并不敢跟子女提，怕谈钱伤了双方感情。”咨询中，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，一是如何证明自己的婚前财产，二是自己的婚内财产如何界定。但最终往往“犹豫再三，没有敢签的。”

现在“婚前协议”中的内容五花八门，那么什么样的条款内容才具有法律效力呢？张明英表示，结婚、离婚具有人身依附性，均属个人自由，因此“婚前协议”中不能将涉及要挟、胁迫的内容作为结婚或离婚的条件，比如“如果你和我结婚，这个房子就给你”这样的条款是无效的。另外，在协议中约定“一方出轨赔偿多少钱”的条款虽然有效，但由于出轨事实难以界定，让对方履行协议约定并不容易。

老人再婚先过遗嘱关

前不久，一对父子结伴走进张明英的律师事务所，与一般来访者不同，儿子冯某前来咨询的是父亲的再婚事宜：“我父亲要再婚了，这对他的各方面有什么影响吗？”这个问题看似古怪，但提前已跟冯某沟通过的律师早已了然于心：“双方登记结婚后，双方互相拥有法定的财产继承权，婚后取得的财产。”“那如何规避呢？”冯某赶紧追问。律师回答：“可以尊重老人的意愿，提前订立遗嘱，把个人财产提前安排清楚就可以了。”后来，在冯某父亲的要求下，律师指导冯某父亲确立了自己的遗嘱。但他私下跟律师坦言：“不立儿子不让结婚啊，立了算了。”

与年轻人闪婚闪离受到的广泛关注相反，老人的再婚问题却一直缺乏社会关注与支持，老人的再婚甚至不能自己说了算。

“现在，子女并非不接受老人找老伴，对某些子女来说，老人找到老伴有人照顾，子女反而放心了。但随之而来的考虑就是老人的财产问题。”张明英告诉记者，之所以很多子女要求父母在再婚前立下遗嘱，是因为“老人再婚与年轻人结婚不同，一般不产生夫妻共同财产，双方所有的基本都是婚前财产。一旦一方去世，另一方都有继承权（跟子女平分财产），即使婚姻仅维持了一天，都享有财产的继承权。”

而在观念上，“年轻人往往认为，老人在一起生活就可以，不需要领结婚证，谁要求领结婚证就是觊觎另一方财产。但老人则觉得领结婚证才算结婚。”这就导致很多依赖子女赡养的老人为了再婚，怎么立遗嘱全由子女说了算。

令张明英唏嘘的是，老人再婚，儿女最关心的不是老人的幸福，而是老人的财产。“老人再婚，子女向我咨询的都是老人工资退休金谁拿、房子住谁的（涉及房租问题）、老人百年后房子财产如何继承等问题。但没有一个子女会问，我的父/母找个什么样的老伴会幸福？” 

结婚容易离婚难

张某（男）和庞某（女）分居已长达7年。新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，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，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，应准予离婚。然而出于赌气，一上法庭，张某却坚称两人没有分居，一直保持联系。苦于无人作证，庞某只好撤诉，根据法律规定，六个月后庞某第二次提起诉讼，才解除了婚姻关系。

 “诉讼离婚难”这一普遍现象，是张明英最头痛、也最想呼吁改变的问题。“一方面，我国存在协议离婚过于便捷、成本低及仅进行形式审查难以遏制草率离婚的现状；另一方面，诉讼离婚中又存在第一次诉讼在被告不同意离婚情况下，机械把握离婚标准而不轻易判离的惯例。”

    在张明英看来，冲动离婚的现象确实存在，但在她经手的离婚案件中，“这样的毕竟是少数，更多感情确已破裂的夫妻因此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”“第一次起诉不判离几乎已经成为惯例，等6个月后起诉第二次时，也只有70-80%能判离。有的还要隔6个月再起诉第三次。这期间，不仅煎熬，同时不管谁起诉，一旦出现对方回避、分居不知对方住所、拒接传票等情况发生，当无法找到被告时，只能走公告离婚的流程”，张明英跟记者简单计算了一下：“第一次公告送达起诉状、传票、举证通知书等法律文书，公告期需要俩月，再加上一个月的举证期限，共计三个月，第二次公告裁判文书又需要2个月，判决后生效期还有15天。如果第一次起诉不判离，只能隔6个月再次提起诉讼，再来一轮，这几乎就要一、两年时间。”

    在这种情况下，“很多离婚案件当事人明明早已分居两地生活、另有伴侣，但因为一方的不配合，案件最终只能撤诉或搁置很长时间。”审理诉讼离婚案件时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也让张明英意识到，虽然离婚案件看似普通，在所有案件中是最小的案件，“由于涉及处决财产问题、人身关系和多方家庭，离婚案件也是最大的案件。”

    “门当户对”应上升为精神层面的匹配

    从种种离婚现象看，张明英认为，当下人们的结婚、试婚行为还是“过于草率，不考虑后果。”同时她特别注意到，虽然人们对新婚姻法的关注和讨论颇多，但多围绕财产处置这一争议较大的内容，对新婚姻法中其他内容如子女抚养、同居试婚等问题还是比较少。

    一直以来，一些人认为“郎财女貌”就是天作之合。但张明英认为，随着社会的改变，女性更需要有“财”（经济独立）。“男性不可能一直有财，女性也不可能永远有貌，一旦客观因素发生变化，基于这种客观因素形成的婚姻也不会稳定。”张明英指出。

    基于这一点，张明英认为，“门当户对”一说依然适用于当下，但须从传统所指的家室条件的匹配，上升为双方精神层面的匹配。“现代的‘门当户对’应该升级为素质、修养和文化层次的匹配，这样双方的婚姻才能稳固、长久。如果双方差距太大，没有共同语言，只是一时的愉悦，并不能持久。”